2014年4月，距離勞教制度正式廢止，剛好過了一個季度。在過去的時間中，全國各地的勞教所以及勞教管理機構爭相摘牌。不過，當該制度在人群的歡呼中被廢止，改革的漣漪卻還未熨妥每一個角落。
勞教廢除之后，舊有的勞教場所如何實現轉型？這項制度的變化對于勞教干警群體產生了什么影響？現有的勞教管理機構又將往何處去？如何在這種“懸空”中落地，成為每座啟動勞教改革的城市都必須要面對的議題。
在國內，作為頭號流動人口大省的廣東，也擁有遠高于其他省份的勞教所數量——在勞教制度改革發生前，全粵共有29家勞教所，其中屬于廣州地市一級管轄的勞教所就有9家，這幾乎相當于部分內地省份一省擁有的勞教所總量。
回訪這些改革風暴中的勞教場所、政府機構以及勞教干警，《財經》記者發現，在這個風暴眼內部，改革的開展并不如外界所料般轟烈：公眾所期冀的改革，目前只在淺層面、以低成本的方式發生著。更深層次的改革，仍有待于新的制度安排。
轉向戒毒所
廣州的9家勞教所，分布在羊城的四個片區：其中有3家位于廣州的郊區花都，4家集中在市西槎頭，另外東坑和岑村還各零散分布了1家。這些勞教所選址偏遠，外有高墻電網相隔。在這些勞教所的大門前，此刻已無法找到和“勞教”有關的標牌和暗示。
坐落在花都區赤坭鎮上的原廣州市第一勞教所，在其中變化最大。原址所在，廣東省花都監獄告示牌清晰地提示著這里的新身份。2013年起，當第一勞教所正式命名為花都監獄，這里便彌補了廣州市一直以來沒有市屬監獄的空白。此刻，在原有建筑的周圍，環繞著建筑工地，花都監獄的擴建項目還在繼續施工。
據《財經》記者了解，在轉型前，廣州市第一勞教所就兼管了余刑一年以下罪犯的收押工作，因而在廣東整體監獄改革部署中，很早就進入監獄建設的規劃藍圖——在當地司法部門看來，廣州市第一勞教所的轉型與其說是因為勞教改革，不如說與地方的監獄改革更為密切相關。
分布于花都區炭步鎮和赤坭鎮的原廣州市第二勞教所和第三勞教所，現已改成廣州市炭步強制隔離戒毒所和廣州市赤坭強制隔離戒毒所，改制工作都在2013年底即已完成。
對附近的居民來說，勞教制度改革帶來最直觀的變化是“送進來的人少了，以前都是大巴一車車拉過來”。在當地媒體和坊間消息中，炭步強制隔離戒毒所傳言將成為另一個輕刑監獄，但在實地考察中，這種變化并未發生，原機構還是依照舊有模式繼續運行著。
與大多數的勞教所情況相同，這兩家勞教所都經歷過“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時期，由此這種機構職能的調整，并非翻天覆地的調整，更像一種對部分舊職能的剝離。
這種淵源需要回溯到2008年6月《禁毒法》的實施，司法部下發《關于做好禁毒法貫徹實施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強制隔離戒毒人員要有專門強制隔離戒毒所或在勞教所中單獨編隊管理，與勞教人員嚴格分開。隨后多地勞教所相繼加掛“強制隔離戒毒所”的牌子，包括廣州市(除了第一勞教所外)的8家勞教所。
此后的五年里，這些勞教所的內涵，不僅是同時具有了戒毒所的二重身份，在一年年禁毒工作的強化中，其定位實質上正不斷朝向戒毒方向傾斜。
這種勞教向戒毒的自然過渡，在廣州市槎頭片區的4家勞教所表現更明顯。在回訪中，這4家機構和勞教有關的牌子都已經被撤下。
其中，原廣州市戒毒勞教所現已成為廣州市戒毒康復管理所，廣州市譚崗勞教所和位于一座中心島上的槎頭女子勞教所轉型成為強制隔離戒毒所。廣州市少年教養管理所則更名為廣州市未成年強制隔離戒毒所。該所工作人員介紹，勞教改革后廣州實質上廢除了少年教養制度，“過去少教的在去年都送走了”，保留下來的機構只做未成年的強制隔離戒毒工作。
回顧在改革浪潮卷來之時，廣州本地媒體曾預測舊有的勞教場所部分或將向輕刑監獄和拘役所轉型，然而縱觀這些勞教所，目前絕大部分自然地轉型成為強制戒毒所，更大變化還尚未發生。
根據廣東省司法廳的統計數據，2012年廣東省勞教場所服教人員超過1.8萬人，其中1.4萬人是強制戒毒人員，占比近八成。廣州市司法局相關工作人員也對《財經》記者透露，近年來強制戒毒人員的比例不斷上升，占比達九成，“我們說的傳統勞教的那部分群體其實已經很少了，只占到個位數”。
“主要是原來勞教人員也不多，解教完后就沒有了，自然轉型為戒毒所。”廣東省戒毒管理局辦公室主任丘創雄對《財經》記者解讀，這一輪勞教改革在廣東已悉數選擇朝向“強制戒毒”平穩落地。
在這輪對勞教場所的調整中，可以說廣州方面選擇的仍是成本最低，也最簡便的模式。未來這些場所是否會承擔更多功能，是否會繼續對于輕刑監獄、拘役所的探索？
廣州市司法局人士表示，這些議題目前仍在研究，尚未有定論。丘創雄介紹：“廣州有這個想法，改一部分，但是我們覺得就目前的形勢來說還不太適合，因為整體上還是很需要強制戒毒所。”
機關、干警、企業同模式過渡
“我們局的名字已經改了”，“是的，戒毒管理局這個名稱就固定下來了”——在廣州市北較場橫路3號大院內的廣東省戒毒管理局，如何對外解釋新身份成了2014年來頭等問題之一。
當改革涉及到機關的編制、定位調整時，廣州政府機關內部，也正在處理“勞教”向“戒毒”的更名交替。
2008年底《禁毒法》實施之后，除了勞教所加掛強制戒毒所的牌子，廣東省勞教管理局、廣州市勞教管理局相繼加掛戒毒管理局的機構牌，并同時持有兩套機構公章。
時任廣東省勞教局局長施紅輝曾公開表示，戒毒管理局成立的衷由，亦是將勞教戒毒措施改為強制隔離戒毒措施，并意圖將勞教機構改成強制隔離戒毒和戒毒康復工作職能部門。當下看來，這已經成了一個應對現時變革的伏筆。
對省市兩級的勞教管理部門而言，在勞教制度被廢止后，原勞教管理局的一套公章和編制需要被收回。這帶來了少許尷尬之處，例如原先以勞教管理局名義開展的工作、申請的編制，甚至建立的銀行戶頭都需要重新調整，由于中編辦的正式文件尚未下發，這需要一級級部門提供證明和文件。
“在這個銜接過程中，編辦還在調研，所以有些工作銜接會有點影響。”廣東省戒毒管理局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表示，在這些瑣碎麻煩的“磨合”工作之外，變革更像是“取消一套公章，摘掉一塊牌子”的調整，對內部的震動仍比外界先前揣測的要小得多。
作為與勞教改革利益關系最密切的群體之一，勞教干警的走向也成為改革中各方關注的焦點。他們現實狀況如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廣州干警介紹，雖然法律界的學者很早就開始討論勞教制度的改革，但對于基層工作者而言，獲悉此次勞教改革發生并不比外界早，最終確認改革的消息也是來自中央文件。
《財經》記者探訪獲知，過渡期間廣州原先的勞教干警并沒有出現下崗、轉崗的情形。在改革開始的同時，地方司法系統和各勞教所即與基層干警開了多次內部大會：一方面給干警們吃“定心丸”，另一方面針對工作對象的轉變開展強戒工作的培訓——強制戒毒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除了吸毒人員具有不穩定的身心、精神狀態，吸毒者健康狀況帶來的猝死、重病問題也給管理工作加大了難度。
這種心理和現實的適應過程，是勞教干警們為此次改革付出的成本，但對他們而言，由于在過去對這部分工作已有輪崗和交叉，內部并未引起明顯的震動。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勞教制度廢止后，原來和勞教生產有關的經濟鏈條去向何處？
在回訪中，《財經》記者發現，目前這些企業也未發生明顯變化。以位于廣州同沙路99號的前東坑勞教所為例，該地址同時亦是“廣州市東發企業公司”的注冊地址。
工商信息顯示，該公司成立于1993年4月20日，注冊資本80萬元，主要從事一些電子、五金、塑料制品等種類來料加工的業務，目前經營狀況正常，法定代表人和經理即是東坑勞教所所長莫尚凱。
該所接待處的一名警員透露，由于戒毒所不能直接接合同，所以對外的項目都以東發企業的名義來做。勞教廢除后，這部分的生產任務也沒有停止，公司仍在照常運行。原岑村勞教所周邊居民則透露，改革后它也仍在從事來料加工的生產工作，運輸貨車正常出入。
“強制戒毒人員同樣需要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這也是能讓他們以后更好地與社會接軌。”廣州市司法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對《財經》記者解釋，技能培訓過去是勞動教養和強制隔離戒毒的一部分，保留技能培訓項目也有利于相關人員在解教后的就業。
【作者：《財經》記者張舟逸】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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