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勤《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吳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萬千的《逃離大學》這本書中，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在中國，有40%的大學生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中學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歡他們現在的讀書方式呢？沒有人去調查，但我們可以相信，一定超過40%。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家庭中，孩子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條件，可是他們對自己生活的被動、不能控制和不能選擇，比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嚴重得多。他們的煩惱，至少有90%是來自學習。這現象的確值得關注。因為一個人在20歲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上。如果他要讀碩士和博士，那么他至少要用21年來讀書。學習占據了除睡眠之外90%的時間，假如它真的帶來那么多煩惱，那么煩惱就不僅控制著孩子的時間，它肯定還控制著孩子的精神。當父母斥責他們的不肯熬夜做練習題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時候，一定是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孩子是因為不喜歡才會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事實上，每一個孩子都有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廢寢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經驗。他們都在期待著學習也能有這樣的魔力，都在期待著有一個與他們的天性相吻合的學習環境，都在期待著學習給他們帶來快樂。他們希望學習自己熱愛的東西，并且希望父母和老師和他們有同樣的愿望。潘正磊就是在這樣的希望中讀了12年書，卻一直沒有能夠如愿，然后她到美國讀大學。多年以后回想剛剛來到美國的情形，她是這樣開頭的：“當時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實這女孩子不僅一點不傻，還很聰明。只是在中國讀書多年，每天跟著老師和教材走，讓學什么就學什么，從來不用自己決定事情。當她走進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時候，立即發現，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來選擇。在美國的大學里，選擇是學生的家常便飯，甚至是學校的一種制度。新生入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選擇學什么課程。每一門課程都會安排在不同的時間，所以你又要為自己選擇什么時間學
——是在每天上午還是下午、是在這個學期還是在下個學期。每一門課程都由不同的教授來講授，比如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微積分”，有6個教授講，所以你還要為自己選擇教授，可以選擇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可以選擇一個默默無聞但卻真有學問的人。不同的老師在講授同一門課的時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學方法也不同。如果學生在兩周之內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老師，那么他就可以拒絕再去聽課（這有點像中國人說的“炒老板”），而且不用交學費，直到自己選擇了一個新老師為止。課程結束之時，每一個學生不僅可以從教授那里拿到自己的成績，還有機會來評價教授，而學生的評價都將記錄在案，作為教授業績評價和升遷的依據之一。潘正磊說她“始終對教育很感興趣”，因為“教育是一個人能改變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么也不會想到，教育竟會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改變她。有時候想起自己在中國讀書的那種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課，她“覺得很可笑。花了那么多時間，一次一次地考過來，對你的成長有什么好處呢？”可是學生沒有選擇的權力。課程不是自己選擇的，每個學期第一天，學生把課本領回來，然后是課程表，不管喜歡不喜歡，都得跟著學。“我從小就是每天跟著老師做功課，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喜歡什么，從來沒有一個自己的喜好。從教育來說，我覺得那時候學的很多課程根本是在浪費時間。”在美國，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學習方法。這讓她更自由，也有了選擇的權力。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意識到，選擇是更富有挑戰性的境界。“我記得一個項目課，讓我做得半死。”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說自己想講什么，而是問她：“你想做什么？”她說她要做個自動售貨機，教授問她“怎么做”，她花了幾天的時間來回答“怎么做”的問題。然后教授找來兩個學生做她的顧客，告訴她，“顧客”將是她的自動售貨機的“購買者”，她要讓他們滿意，最后的“產品”要由他們來驗收。結果就像她自己說的，這門課程讓她做得“半死”，但她成績突出。然而她得到的東西不只是分數，她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選擇”。大學本科畢業后她來到微軟，在這里一氣工作了9年，這中間有很多機會去繼續讀書，像卡耐基梅隆這樣的名牌大學已經錄取了她，但是她選擇繼續留在微軟。“我覺得這個環境很好，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時候都多，為什么還要去讀書呢？”幾年過去，她已成為微軟公司的開發總監，有些很要好的同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她也不羨慕。“我想的就是我喜歡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別人有了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她這樣說。除了同為女性，朱麗葉與潘正磊幾乎沒有什么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學校一無所知，但是她對教育的看法，卻和潘正磊不謀而合。她在幾年前是愛爾蘭一所中學的教師，現在是微軟公司自然語言小組的經理。她的兒子沃倫秉性聰慧，才14歲，就已完成高中學業，可以上大學了。2003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和這母子二人在一起談論“天才少年”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中國父母都會很自豪地敘述孩子的成功，卻不料這對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因為不喜歡才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2)“我不想讓他現在就上大學。”朱麗葉說，“我想讓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時光。讓他做他喜歡的事情。”“學校也是這樣的想法嗎？”“也是。學校只想讓他保持對學習的興趣。”“我從來沒有被強迫去學習，”沃倫說，“我只是學有興趣的東西。碰到不感興趣的東西，我就非常不爽。”“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根本進不去，一碰到腦袋就彈回去了。”沃倫一邊說，一邊用手在自己的頭上比畫一個彈出去的動作。“如果是他感興趣的東西，就學得很快。”朱麗葉補充。我們在朱麗葉面前寫下四個單詞：成績、興趣、快樂童年、道德。然后問她，“作為老師，你覺得什么對學生最重要？”“興趣！興趣！”她用手指點著，毫不猶豫地說，“興趣永遠是第一。沒有興趣就沒有一切。有了興趣，偉大的成績便隨之而來。”“那么，作為母親，你覺得什么對孩子最重要？”“興趣，還是興趣。”她猶豫了一下，說道：“我希望他有一個很快樂的童年。不過，興趣還是第一位。有興趣才有快樂。”這時候沃倫插進來：“如果學生對他的功課沒有興趣，學校是不可能培養出一個天才的。”熱愛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無論是生活、工作還是學習。這一點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來說，沒有什么差別。可惜在中國，大多數父母和老師并不這樣想，無論在課堂上還是在家里，都很少有人談到它。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激情雖然重要，但卻是所有教育的場所最缺乏的。大多數人說到學習的時候，總是會從潛意識里冒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概念，幾億個孩子在小學的課本里讀到“頭懸梁，錐刺骨”的故事，老師和父母都在向孩子灌輸這種境界，都在借助壓力把數不勝數的知識塞進孩子的大腦。大多數學生也是把壓力當作動力，他們最經常的感受就是在壓力之下生活，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擔心成績不好，擔心在學校里被老師排在后面，擔心在家里遭受父母的白眼。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在拿到通知書之前的幾個月里，他們心中的壓力達到了頂點，焦躁、緊張、恐懼、神經失常，甚至自殺，通常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所謂“十年寒窗苦”的說法，表明中國的孩子多少年來都不能從學習中感受到樂趣。但是在我們的研究對象中，沒有一個人被功課占據了所有的空間。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在功課之外全都有著廣泛的興趣。張亞勤喜歡圍棋、繪畫；李開復喜歡打橋牌；沈向洋喜歡足球和橋牌。此外，喜歡繪畫的還有王堅、劉策、郭百寧、高劍峰、徐迎慶。喜歡體育的還有朱文武、凌小寧、林斌、初敏、張黔、高劍峰。喜歡詩歌的有張崢。每個孩子都有他特別喜歡的東西，也一定有特別適合他做的東西。只要他去尋找，就能找到，只要他找到了，就會感覺到有一種激情從心里往外冒。另外一方面，父母和老師可以強迫孩子讀書，可以強迫孩子得到100分，可以強迫孩子按照大人的愿望去拼命獲得一張大學文憑，但是，你無法強迫他為此投入熱情，你無法強迫他得到快樂。最后，就像沃倫說的，你無法強迫孩子成為“天才”。對一個孩子來說，“熱情的驅動力”特別重要，因為被熱情驅動和被壓力驅動有著重大的區別：一個是主動的，一個是被動的；一個目標明確，一個無所適從；一個再累也覺得快樂，一個即使很輕松也不快樂。前者將成為“E學生”；后者則只能停留在“第三級”，甚至有可能滑向“第二級”。讓我們體會一下，你內心深處的渴望和學習之間的關系有多么密切。你只要想一想哪一個早上你醒來時感覺到特別快樂，想一想那一天你的課程是什么，想一想那一天有沒有一個瞬間觸動了你的渴望。如果有，那是什么？渴望是建立在熱愛的基礎上的，并且有你自己的成就和自信來滋潤。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張亞勤的一個觀點：“選擇是你的自由。放棄了這個自由的學生，很難體會什么是真正的興趣、激情和成功的快樂。”美國孩子按照意愿讀書，中國孩子把讀書當志愿如果一個美國孩子不喜歡學校的課程，而更喜歡畫畫，爸爸媽媽也會說：“他有他的自由。”
——張益肇14歲那年，益肇要決定自己到哪一所學校去讀高中。他知道臺灣海峽兩岸的孩子在這種時刻個個緊張萬分，都希望去一所好高中，這在臺灣叫“明星高中”，在大陸叫“重點高中”。他也知道美國的教育不同于中國。在美國，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每個州有不同的辦法。每個城市有不同的學區，學區的權力非常大，學校的權力也非常大，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則，設置自己的課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選擇學生，只要不違反基本的法律（比如不能在課堂里進行宗教教育），就沒有人來干涉你。這樣看來，在美國，選擇學校的意義更加重大。可是，當益肇開始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美國孩子的心里根本沒有什么“明星高中”或“重點高中”。從教育制度本身來說，美國實行“12年義務教育”，所以無論從政府還是從家庭來說，都有讓孩子讀12年書的義務。孩子們初中畢業以后去讀高中，本來不存在淘汰的問題。孩子不去念高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不愿意。有些孩子選擇不去讀高中，因為他覺得在家里學習比在學校學習更自由，也更有效。另外一些孩子則不喜歡學校的課程，他們更喜歡畫畫、音樂、藝術，或者體育。他的老師和同學們都會尊重他的選擇。爸爸媽媽也會說：“他有他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孩子的很多夢想與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吻合。他們崇拜的那些體育明星，歌星和好萊塢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學生，可是卻都名利雙收。他們的成功之路，對很多孩子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不過，誰都知道在這條道路上走著的人少之又少，對大多數人來說，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個獲得穩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徑，所以讀書的動力存在于廣泛的人群中。事實上，美國的人均在校讀書時間，要比中國人多很多。這樣看來，美國孩子與中國孩子的差別，不在于他們可以不讀書，而在于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讀書。中國孩子中那種“擇校”的概念，在大多數美國的孩子中間是沒有的，他們的爸爸媽媽也沒有。沒有一個美國家庭會不顧一切、跨越好幾個街區去選擇一個心目中的好學校，花上一大筆錢，然后讓孩子每天把好幾個小時花在路上。這倒不是說美國的學校不分好壞。學校總有好壞優劣之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益肇在一所公立學校讀初中的時候，總覺得公立學校不夠好，而私立學校要好得多，那里的設施好，老師好，課程的設置也好，但讀私立學校要花很多錢，一般家庭無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紀，已經發現只有華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會把孩子送到很遠的學校去讀書，而美國家庭總是讓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區的學校讀書。這個國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學校的教育水平通常與社區的檔次相一致。高級住宅區里總會有好學校，而下層社區的學校通常也都質量不高。你在“購房指南”上尋找房產信息，就會發現，房主通常會把房子附近學校的優劣作為吸引買家的一個指標。所以，一所好學校能把周圍的房價大幅度抬升，一片豪華住宅也能吸引優秀老師來舉辦一所好學校。這也說明美國的家庭不是不關心孩子的教育，只不過，他們不像中國的家庭那樣為這件事情那么焦慮，那么興奮，那么費盡心機，那么生死攸關，那么不惜一切代價。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區別，所以益肇仍然覺得有必要進行調查。這個高中學生發現，美國的高中也有指標，比如加州“教育網”上，把從小學到高中所有的升學率都統計在冊，還可以查出哪個學校在哪次考試當中表現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畢業生都進入了哪一所大學。不過，校長在表述他的成就時，不用“升學率”這個概念。他們不是說“我們畢業生中有90%考入大學”，而是說“我們這個學校90%的學生畢業后都選擇去讀大學。”聽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歡，就可以去讀大學”，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讀大學。”益肇如此這般調查一番，到頭來發現全都沒有意義。因為他那個社區有四所初中，卻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畢業生合并到一個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沒有任何升學的動員，沒有任何“戰前演練”，沒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沒有中國學生所謂“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沒有那“最后的一博”，這些都沒有。焦慮，期待，興奮……這些也都沒有。還是這些學生，大家一起走，一起來，只不過換了一個門，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級學生。但是益肇心里明白：“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個畢業生進入美國最好的大學。”這數字滿足了這個華人家庭的某種心理期待。“幾年以后，我將成為這20多人中的一個。”益肇這樣想。排隊的文化(1)我每次去見女兒的老師，都要問：“她是第幾名啊？”老師就是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因為美國的家長都是不問這些的。
——李開復“我是中國教育制度中飽受摧殘的一代，‘填鴨式’的教育、一級一級地考上來。”韓這樣說。韓現在是微軟公司的部門主管。也是一個中國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說他經過了一個“沒有快樂的童年”：從清華附小，到清華附中，然后是清華大學。這樣一個學生，一定對“分，分，學生的命根”這句話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懂得那是他獲得社會認可的唯一標準。可是，他后來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徹底顛覆了他的這個觀念。那一天，學校里的一群學生發動了一場投票運動：決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畢業生的成績。結果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反對公布自己的分數。老師們為此不滿，在他們眼里，這學校一直是美國最好的商學院之一，過去幾十年里，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所以他們一直為學生的優秀而自豪，也樂意向招聘者公開學生的成績。盡管如此，校方還是不能不尊重學生的決定，對外宣布：今后學校將有義務為學生的成績保密，招聘者也不得過問學生的分數和名次。韓對這種事情聞所未聞，甚至無法想象。事實上，他在那天投了贊成票。他認為自己是個好學生，所以從不擔心公開分數。恰恰相反，他擔心，如果不說明分數優秀、名次靠前，將會影響自己未來就業的機會。讓他驚訝的是，那時候美國大多數商學院已經采取不公開學生成績的制度，更讓他驚訝的是，他畢業之后幾次應聘，人家果然不問成績，而且這個制度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就業。這時候他才發現，分數在一個學生未來的道路上，真的不能決定什么。這同韓在中國積累的那些教育經驗，真有天壤之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教育文化是一種“排隊的文化”，這一文化后面包含著兩個東西：1.大家都必須遵循同一標準
——分數。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個東西
——大學錄取通知書。高考前的三個月里，“排隊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幾名，以及在學校里是第幾名，還要能夠計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幾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幾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帶領他們的孩子醞釀“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欄是空著的，所以在理論上你可以填寫十五所大學和專業。這時候，“名次”讓人興奮也讓人悲傷，而且無論多好都不能讓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夠上一所普通大學，父母會想：為什么不是重點大學呢？如果能上一所“重點大學”，父母會想，為什么不是清華北大呢？如果能上清華、北大，家長會想，還有那幾個最熱門的專業呢，還有哈佛麻省呢！可是在美國，無論是學校、社會還是家庭，衡量一個孩子的標準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長注重孩子的數學，有些家長注重孩子的演講。有些學生畢業后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學生去了一般的大學，大家也不覺得他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學，父母不會強迫他上。美國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個A就會覺得很光榮，可是中國家長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會說你好。那些在美國讀過書的“微軟小子”，有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績是第幾名。等到他們成了父母，又從來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學習成績是第幾名。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朱麗葉和她14歲的兒子沃倫這里來。有一天，有個中國記者告訴他們，在中國，學校有時候會把學生的成績排出名次表，張貼在墻上，這位美國母親聞聲驚訝不已：“怎么會這樣呢？”沃倫：“不管學習好不好，每個學生都應當是平等的。”朱麗葉：“美國的學校鼓勵你和自己競爭，比你自己更好，不是和別人比。我們在愛爾蘭的時候，那里的學校就是鼓勵學生超過別人，這也許有點像中國。”記者：“你在班上比其他學生小兩歲？”沃倫：“對。”記者：“有沒有人說你是神童？”沃倫：“沒有。我也不希望別人這樣說，大家都是平等的。”記者：“有沒有人欺負你？”沃倫：“沒有。”記者：“你知道你的成績是第幾名？”沃倫：“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記者：“老師有沒有說你是大家學習的榜樣？”沃倫：“沒有。我的老師從來沒有說我是榜樣。”朱麗葉：“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樣，如果他是最好的，那么就會有另外一個學生被用來做比較，這樣不利于那個學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學習畫畫，一個老師拿來‘蒙娜麗莎’，然后對你說，你看人家畫得多好，你畫得不好。這有利于學生學習嗎？”這種想法在美國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國去留學的中國學生，都會對美國學校的“不排隊”感到意外。李開復在70年代初期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就發現“美國的學生沒有排隊的概念，他們不關心自己的分數，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約十年以后，張益肇在美國讀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開復完全一樣：排隊的文化(2)我們這些華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讀好書。可是美國的學校里幾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國父母也沒有“名次”的感覺。這種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國學校一般會把學生的成績做成一個曲線圖，比如100分的有幾個人、90分以上的有幾個、80分以上的有幾個。你看到這個曲線，就會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個人的分數只給個人，別人是不知道的，學校把成績單給家長，不過家長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這樣的成績。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錯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為你不知道這是在什么位置。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第幾名。美國學校強調的是你個性的發展，你的獨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當然也不是不分優劣。美國的孩子高中畢業的時候，前20%的學生可能會頒發個類似緞帶的東西，表明你是比較優秀的學生，作為紀念。后80%的學生也不會給你排列出來，無論前面的還是后面的，都是不公布的，自己的位置是屬于私人的東西。有些人滿意，有些人不滿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來決定要更加努力還是保持現狀，別人都無所謂。又過了20年，李開復的女兒也到了上學的年齡，入學之后有一次考試，考完之后分成三個班，起的名字叫“黃班”、“藍班”、“綠班”，不分先后，至于哪個班好哪個班差，無論孩子還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開復每次去見女兒的老師，總是要問：“她是第幾名啊？”老師就是不肯說。他沒有辦法，只好打道回府，去問女兒，可是女兒也不知道。女兒在一所私立小學讀書。學校設在山上，被郁郁蔥蔥的紅杉環抱著，規模很小，只有大約100個學生和9個老師。副校長名叫多維特，是個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們每學期都有一次考試，每個星期還有測驗，但我們不公布成績，也不分名次。”她堅決地說，“美國人不喜歡把孩子分成好的壞的。這會傷害孩子，影響孩子的成長。好還是不好，都是個人的事情，與別人無關。這是美國的文化。”李開復的童年在臺灣度過，那里的教育和中國大陸如出一轍。他還記得，那時候他特別清楚每一門課考了幾次，平均幾分，期末考試又是多少分，排第幾名。他說：說實話，這種“排隊”的心態，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脫離，總是想讓女兒也有個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績單來了，三門100分，三門95分，對她來說，這是很好的成績，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許是班里第一名。我跟她開玩笑，說：“你的成績怎么越來越退步啦？”她說：“是嗎？可能是沒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門100分啊！可是她的腦子里完全沒有這個概念。雖然她也想有個好成績，她也知道我們在乎，想讓我們高興。她也知道考試成績好了有獎勵，可她還是不知道“3門100分”算個什么。我憑什么進入麻省理工(1)中國的高考制度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一次定終身；一個是只看考試不看別的。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是很害人。美國的頂尖大學強調你的個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張益肇1985年暑假，張益肇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年級學生。這一年益肇17歲，一副東方人的身架，個頭兒本來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齡還要小。他已經成為老師和同學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媽媽總覺得他發育不良，當他離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擔心他是否能照顧好自己。其實這不是益肇第一次離家。讀高中的時候，他曾去哈佛大學的數學學校讀書，有好幾個月在那里獨自生活。那時候他只有16歲，覺得離家的日子特別長，還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給這個孩子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種欲望，這欲望是那么強烈，壓倒了他對母親對家庭的依戀。“我將來上的大學，”他對自己說，“不是哈佛，就是麻省。”說老實話，在美國，“收到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國容易得多。一個孩子在高中畢業之后如果想上大學，總是可以如愿，不用擔心考試成績不夠好。他不會因為分數不夠名落孫山，也不用擔心沒有錢交學費，因為可以申請貸款。但是如果想去讀最好的學校，就非常難。比如哈佛大學在每4個申請者中錄取一個，麻省錄取的學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學生。好的學校不僅要求學生有非常優秀的素質，還要付很多學費。名牌大學的門難進，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美國的不同之處在于，父母沒有那種“一定要讓孩子上名牌大學”的概念，孩子們也沒有這樣的壓力。根據益肇的觀察，他的同學中間，起碼有50%的人沒有這種愿望，他們認定“只要有個大學念就可以了”。盡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種渴望還是越來越強烈。“高中的后兩年，我的腦子里面總有這個念頭。”他后來說，“當然這同國內的學生不一樣。這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不是誰強加給我的。”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人總是向著自己內心渴望的那個方向走去。就從這時候開始，益肇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的內心充滿渴望，變得勤奮而且激昂。不僅要讓自己的成績進入學校最好的5%之中，還開始自修大學課程，數學、科學、物理、化學……總共學了7門。這孩子的確非常努力，廢寢忘食，生活的節奏比一個最忙碌的成年人還要快。在旁人看來，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個孩子感覺不到學習的快樂，那不是因為他過于努力過于艱辛，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努力爭取的東西，并不是他想要的東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覺正相反，沒有一點痛苦，而且還很快樂，因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應當做的”，甚至不是“義務”或者“責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對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學來說，“優秀”的標準決不僅僅意味著學習成績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這樣的學校，不會錄取那些除了優異的學習成績就沒有可取之處的學生。他們不會把學習成績作為唯一標準，還要看很多分數以外的東西，所以那些真正優秀的孩子，都把課外的東西當成必修課。益肇竭盡全力去參加那些課程之外的活動。那會占用很多時間，他把這一切都當作他的夢想之旅上的伙伴，與它們攜手同行，沒有怨言，竭盡全力。現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畢業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學遞交了申請，自信萬事俱備，夢想就要實現。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經獲得麻省理工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研究員。有一天，和熟人談起當年的求學經歷，在回答“你憑什么進入麻省”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中國的高考制度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一次定終身；一個是只看考試不看別的。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是很害人。中國的孩子也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統統被趕到“上大學”這一條路上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個是把清華北大看成“絕對的第一”。標準是一律的。這也很害人。美國并沒有絕對第一的學校，也沒有絕對第一的學生。學生選擇學校是多樣化的，學校選擇學生也是多樣化的。在美國的頂尖大學強調的是你的個性、你的獨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績、你的名次。美國絕對不會認為像中國那樣，弄出個“某某省高考狀元”，然后在媒體上說他們怎么走上“成功之路”。所以，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區別不在于有沒有選擇，而是在于選擇的方法的標準不同。你在中國要想上清華，就靠分數，分數是可以計算的。你在美國要進哈佛麻省，就沒有固定的可以計算的東西。既靠你的整體能力，也靠你的獨特性，當然也有靠運氣的。比如你的數學不如另外一個孩子，但你不是一個書呆子，你對課外活動也很投入，學校可能就選擇了你。說來說去，美國的教育和美國的社會一樣，就是多元化。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年這17歲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讓麻省理工大學無法拒絕他的申請：第一，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成績。這包括平時成績和最終成績，校內成績和全國統一考試成績。“我相信我的成績是前5%，但是我無法看到具體的數據，所以到底是第幾名我就不敢說了。”當面試老師詢問他的成績時，他這樣回答。我憑什么進入麻省理工(2)第二，是很多課外組織的成員。他是學校數學比賽代表隊的隊員，是中國同學會的會長，還是中學里一個榮譽團體的成員，只有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才有機會參加這個團體。第三，有很多校園之外的工作經驗。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醫院去做兩個小時的“義務工作”，為不同科室提供服務，包括開發計算機應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雜事。第四，有一些很獨特的能力。比如在學校辯論會上的口才和機敏，還有下棋。第五，很強的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麻省為檢驗考生提出試題，性質有點類似中國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論文組成的，題目五花八門。益肇在申請的過程中大約寫了十幾篇論文，有的題目只是自我介紹，還有的題目就特別隨心所欲。比如：你一生當中都犯過什么錯誤？你學到了什么東西？你的長處在哪里？你的缺點在哪里？你為什么要來我們學校？還有一個題目是，“你跟某某共進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寫，整個過程持續好幾個月。你可以聽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沒有標準的對與錯，全看學生的見識和表達自己的能力。第六，老師的推薦書。第七，在整個申請入學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渴望。大多數美國的學校都相信，一個孩子內心的渴望
——而不是別人的渴望，將成為他永遠的向導。我不在乎總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學什么專業(1)一個人的內心里擁有了渴望，就會產生出一種奇異的力量。
——馬維英馬維英上了大學以后，突然發現很不喜歡自己學的化學工程專業。他希望能給自己換一個專業，于是去找老師，說他喜歡電機系。老師說，按照校方的規定，學生換專業是可以的，但機會很少，條件苛刻。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老師：“什么條件？”“一年內考試成績連續保持全班第一。”這是在1986年，維英16歲，臺北清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和臺灣海峽這邊的清華大學不一樣，那所清華大學并不是最好的學校，在臺灣排在臺灣大學之后，是“第二”。“我不在乎這個‘第二’”，當初他在報考這所學校時這樣說，“但我在乎我學的是什么專業。”他的第一志愿正是電機系。像開復和益肇一樣，維英出生在臺北，只是年齡稍小，等到進入上學的年齡，已是80年代。臺灣海峽兩邊都是中國人，雖然互不往來，還有成見，其實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觀念，就是其中一個方面。大多數家庭都把孩子的讀書看成最重要的事，從開復讀小學的60年代直到維英讀小學的80年代，始終沒有變。維英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古訓，還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爸爸和媽媽總是對他說：“反正不管怎么樣，你讀好書就對了，只要讀好書，將來什么都會有。”人們用學習成績來衡量一個孩子的好壞，預測他的未來。一個孩子的學習成績好，左鄰右舍都來夸獎，父母為之自豪；一個孩子的學習成績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圍的認同，自己也漸漸散漫起來，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時候臺灣有個流行語，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這些孩子的，意思是說：“你以后就不用讀書，放牛去好了。”有些人家無錢無勢，又不甘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讀書。整個社會的觀念都是這樣。教育制度也在鼓勵這種觀念。就像大陸一樣，臺灣的教育也是一個“過坎”的制度。孩子進入高中時被淘汰一批，進入大學時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現了，而且很吃香。因為那里老師好，教學的質量也好，能夠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考入大學。維英的中學是臺北最好的中學，叫“建國中學”，可是經過這兩次過濾，還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讀職業高中，學些技術，然后去做“藍領”。臺灣的孩子是看不起“藍領”的，父母也不認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這又和大陸如出一轍。正是這種流行于全社會的價值觀念，給維英的少年時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學。這一點和所有的臺灣孩子都一樣。維英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不僅要好好讀書，而且一定要讀最喜歡的書。我覺得學一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是一種痛苦。”他從小就是那種會讀書的孩子，成績不錯。他的最大問題是，永遠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學畢業的時候，他是第二名；中學畢業的時候，又是第二名。他無數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總也不能如愿。他把這叫做“功敗垂成”，常常覺得失望，可是卻又很容易地為自己找個臺階下。“從心理的感覺上，第一和第二當然是有區別的。”他說，“可是如果我總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視過高，以后遇到一個暫時的失敗，就會無法承受。‘第二’也有好處，就是總能提醒自己不夠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無論成敗，都可以看開些，都有退路。”父親一直希望兒子去學醫。臺灣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醫生，父親也是其中一個。他總是對兒子說：“良相醫國，良醫醫人。”他的看法是，一個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國，要么做良醫，那是救人。對于這個沒有什么權力背景的家庭來說，當醫生是最好的選擇：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傷。可是兒子不喜歡做醫生，他喜歡電機。他對父親說，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電機系一直是最棒的，最優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時候計算機科學剛剛興起，第一臺個人電腦誕生還沒有幾年，他對這個領域還一無所知，可是他的選擇卻成了他進入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第一步。在父與子的相持中，母親的態度起了關鍵作用。她是一個處世隨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業不事業，也從不強迫兒子做他不喜歡的事情。她只希望兒子快樂。到了報考大學的時候，維英又遇到了第一還是第二的問題。臺灣最好的電機系在臺灣大學，而清華大學的電機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復掂量自己的實力，寧可去讀清華大學那個“第二”。他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學聯考（類似大陸的高考）那天心情緊張，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報志愿，他還是執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欄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臺灣大學的錄取是按照分數排隊，而不是按照興趣排隊。老師從最高的人開始選，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數很低，所有大學名額都沒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維英的分數差了不少，無法讓他滿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學工程系。我不在乎總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學什么專業(2)現在，他是臺灣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的一年級學生了。讓他開心的是，他已經和老師達成默契。他決心滿足老師提出的轉系條件，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對這個孩子來說，這件事情有著特殊的含義：他要打破12年讀書只有“第二”的紀錄。說來真是奇怪，一個人的內心里擁有了渴望，就會產生出一種奇異的力量。幾乎就從這一天開始，維英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第一名，然后“轉系”。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紀錄，成為全班第一名。第二個學期結束了，還是第一名。過去從來沒有做到的事情，現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這類情形，都會以為，這是因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實這是因為你的潛力被更多地激發出來了。激發潛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來自別人的強迫，而是來自你內心的渴望。大學二年級開始的時候，維英成了電機系的一個學生。過坎的制度他們的問題不是不夠優秀。他們的問題是，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過來，從來沒有想一想，什么東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張宏江張宏江在鄭州大學畢業之后，又去丹麥留學，在那里領教了西方社會的文明。他后來說，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讓孩子更快樂，并且逐漸發現自己的潛力”，而且還驚訝地發現，他可以用非所學，所以他才“決定改行”。這想法一定有他的“鄭州經驗”和“丹麥經驗”做基礎。事實上，這位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副院長、計算機視頻檢索領域的開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確與他在學校里學的東西相去甚遠。2003年春季一個氣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賓館一個安靜的角落，回顧自己從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學經歷
——葉縣中學、鄭州大學、丹麥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不禁連聲慨嘆：最近這些年我總是到一些大學去演講，很多學生問我：“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我說：“是的，大約有30%的人最后是要離開的。”他們于是問：“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現不好？”這是他們經常要問的問題。于是我就回答：“其實，有些人離開研究院不是壞事。他們的問題不是不夠優秀，他們的問題是，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過來，從來沒有想一想，什么東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東西是真正適合自己的？”他們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釋：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一種“過坎的制度”。一個孩子從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發現自己的潛力，甚至也不是學到一些東西，當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個好大學，只要翻過一個一個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不用懷疑。我自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后來的那些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比如一個人如果在小學是第一名的話，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會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還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學。如果他在大學又很優秀，于是就去讀碩士，讀博士。就這么一路走過來，到什么時候就干什么，從來沒有想過“我為什么要去讀大學，為什么要去讀博士”。最后他可能會發現，他一直在努力爭取的東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適合他的，他的興趣原來不在這里，但是他過去從來沒有想過。所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過不去的人覺得自己是“失敗者”，過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萬事大吉。他也許根本就不該過那個獨木橋，不該讀博士。他如果把讀博士的4年時間拿去學習別的東西，可能要好得多。“中國黑客”(1)有的人把人家的網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術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認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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